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为什么都不食人间烟火？从梁山泊草寇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英雄偕美女共创辉煌的作品千呼万唤出不来，此文似乎给我们拨开了一点迷雾。
武松算是梁山泊上的当家小生，施耐庵写他，卯足了劲，段子尤其多，用了十回。而这情节纡展的“武十回”，生与死在里面匆忙而闪烁，处处让人有紧张感。
或许，再怎么冷静理智的人，对自己所喜欢的，就没办法客观。金圣叹也不例外，就一直觉着武松是至尊完人。大才子金圣叹是把武松捧为水浒第一人的，他说：“‘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这一段话说得花团锦簇，把武松夸得花好稻好。可我总觉得捧武松过高。正如玛莉莲·梦露所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其实，武松的义与勇，都是可以商量的。他的情义有点背光，让人觉着不够爽气。
我不是太喜欢完美的人，总以为那是一种欠缺人性的表现，让人感觉仿佛是距离遥远的雕像，是需受人来顶礼膜拜的。反而，那些性格上有缺陷或者有弱点的人，有时会招惹人喜爱。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英雄，如果有时露个小怯，犯点小错，反而让人觉得亲切。我倒愿意施耐庵写书时，能向好莱坞拍摄英雄史诗片一样，把“英雄”、“反英雄”、“非英雄”的元素糅在一起来塑造英雄，用不完美来显示亲和感，这样武松的形象可能会更可爱可亲些。
可施耐庵塑造起“打虎英雄”武松来，偏偏不肯放低手段。在他笔下，武松，从默默无闻到打虎英雄，演绎出一个宋代版的“灰姑娘传奇”。无论是动心眼儿还是动拳头，武松都是一流高手。那么，在动感情上呢？简单的说，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上，施耐庵采取的是“动什么，别动感情”的英雄长成模式，点的都是道德而不是情感的死穴。
武松作为流传于中国几百年的“打虎英雄”，简直就像当今荧屏上的成龙。在施耐庵眼中，作为一个道德榜样和完美范例，打虎的武松，当然不能容忍潘金莲偷情弑夫的不轨之事，更不可能与潘金莲有什么感情波折了。
其实，这并不独独是施耐庵的毛病，这种爱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国传统文人都有。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式的英雄无一例外地与儿女私情绝缘。比如四大名著，只有曹雪芹敢于酣畅淋漓地写情，可是里面的男性却无一个真英雄。写英雄好汉的其它几部，面对男女之情，也全都遮遮掩掩，难以成大方之家。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赵子龙，为了秉持英雄之名，打死也不愿娶赵范之嫂，还铮铮有词的说出几大理由，好像是武松的再版。只是，施耐庵在此事上的态度尤为极端。《水浒》中的英雄，大都在女人问题上栽过跟头，史进、林冲、宋江、武松、石秀，一直到卢俊义，无一不是后院起火，个个都像是“女人祸水论”的实证。或许，在这部完全由男性挂帅的书中，他本能地要烹调出与众不同的口味，希望有更加“杀根”的东西给普通民众看。
即使，在一般意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的也常是“苏武牧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经常看到的是“英雄”如何凭借顽强的毅力，与强权、危难抗争，但是，一旦置身于女色的环境冲突中，英雄们却普遍缺乏上佳表现，以至让人总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浩叹。就拿关公来说，想他原本也应是儿女情长的一好汉，他见了貂蝉焉能不动心？可是这一情节，在流传过程中，却被演绎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小时候翻看这一出戏文，当时只为貂禅惋叹，现在却觉得，关公成了一个拒绝诱惑的道德家，让人好生失望。
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儿女情”与“英雄气”一向对立。在古代，娶艳妻，拥美妾，甚至嫖妓，都不算男人失德，关键要看男人是否与女子拉开了足以保持安全的情感距离，是否对女子动了绝不该动的真情。这反而是男子十分难以把握的心理行为尺度，因为，稍一放纵，控制就变成反控制。所谓“理性英雄”与“登徒子”，其实之间仅隔了一层纸。相比之下，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文人倒显得进步许多，笔墨之间，缭缭绕绕写了很多男女之情，而且善于将“儿女情”与“英雄气”相辅相成，显得颇为达理。
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施耐庵要把武松塑造成真英雄，但偏偏武松与女性纠葛最多：潘金莲、孙二娘、蒋门神的小妾、会唱中秋明月曲的玉兰，以及蜈蚣岭的张太公之女。这些女子，长相、气质、品性各有差异，对待武松的态度也是迥然有异，有真有假，有爱有恨。据专家分析，这是因为在施耐庵的心中，武松不仅要战胜景阳冈那只“山中之虎”，还得要战胜女色这只“心中之虎”，才符合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因而，这些女子从人性的各个角落纠缠着武松，把他的心理行为、人生态度的角角落落都抖落出来。
果真如此，让武松修炼到这个份上，让人倒挺来劲的。但是，如果仅从人性的普通情感上来说，五位女子的生命轨迹在武松的人生旅程里划过，他的潜意识里也未必对此无动于衷。并且，我们能发现一些蛛丝蚂迹，使武松的“神性”慢慢消解。武松对潘金莲的挑逗看似无动于衷，让人产生一种不解风情的感觉，可是读到十字坡武松逗孙二娘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改变。他诱骗孙二娘的手段，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原本并非心地天真的淳朴之人。
再拿他和玉兰来说。中秋那日，玉兰为武松款款唱了一曲《水调歌》，然后，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此女颇有些聪明伶俐，善知音律，极能针指。”
想来，玉兰的性情、才气、贤惠，颇符合武松心目中的意中人形象。其实，就这三点来说，潘金莲比之，犹过之而无不及。对如此好性情的玉兰，武松免不了会真情流露。尤其是，当张都监说要把玉兰许配给他时，武松的心里极其兴奋，当他听说张都监家里有贼进来时，第一反应是玉兰已被许配给自己，理当效力。只是后来，他因为恼怒自己的被欺骗，所以反而恨她尤深。
还有，当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逃难到深山密林。遇到了霸占民女的道人，一怒之下，他就杀死了道人，却让女子拿着金银财宝离去，这分明表明他对女性不无怜惜之情。这种拖泥带水的作法，使得他在感情上反而显得枝枝蔓蔓的。
回过头来再说潘金莲。长期浸淫在武大那粗鄙的环境中，潘金莲的感觉想来早该麻木了吧。而在她最初的意识形象中，武大的弟弟，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怕是另一种版本的武大。可想而知，当她与武松初次相遇时，应是惊为天人的。一是没料武大会有这样一位相当出息的兄弟。面对武松的英姿，这种反应，是原始的第一反应，在与对方互不知根底的状态下，猝逢遭遇战，是一种对个人魅力的肯定，这会让武松很受用。而武松，又何尝不是如此。
确实是彼此彼此，武松也并不那么本分的。你看两人交锋几个回合之后，潘金莲就开始慢慢揭武松的底：“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敢端的有这话么？”
武松道：“嫂嫂休听外人胡说，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
听上去，他倒像是个清明大方的好人儿。可在我看来，所谓梁山好汉的不近女色，总是有些遮掩不实。史进是上了梁山之后，才露出有个相好的马脚。宋江，也总是在关键时刻显得不着四六。这说明这等行径，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就算是武松曾经踩过一水，也并不算什么。
但是，武松对嫂子潘金莲，却不敢有非份之想，因而，对她的挑逗并不接招。作为英雄的武松，如此刻意压抑自己，是因为生怕一个不检点，就有小闲话递过来。毕竟在中国，“养小叔子”是难听的话，《红楼梦》中的焦大就曾经揭露过贾府的这种腐败。潘金莲自是可以放得开热情，而武松却只能立在矜持的边缘。但看得出，他亦免不了为嫂嫂动心，只是害怕被大帽子扣住。他没有别的好办法，惟一的办法是躲，先是从武大房里搬出去；然后又找了一个借口出差。从此以后，躲得远远的，以期淡化这件事。如此凉薄无情，《卧虎藏龙》里，那个任性娇宠的玉娇龙也不过如此吧。
只是，武松的个人感情在英雄光环中被束缚了，尤其当他这种被束缚压抑的内心矛盾，得知自己的哥哥是被嫂子亲手毒死后立马转变成仇恨，因而，他通过杀嫂，使自己内心的焦虑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有一种异常的轻便感吧。他的这一举动和另一个“杀嫂英雄”——石秀相比，两人的出发点，虽截然不同，但归根结底，恐怕并非英雄行侠仗义所为，而是从自身角度考虑更多。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英雄杀嫂”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屡试不爽的模式，或就是用来衬托英雄气概的。因为，传统意识里，深怀儿女之情，便免不了有些英雄气短，是顿时要人降低十个魅力点似的。可是，另一方面，少了“红颜知己”的陪衬，也削弱了他的“英雄气短”，反而显得人性不足。霸王项羽就有个虞姬，连酒色亭长刘邦还有个戚夫人呢？其实所谓的英雄，本质都是十分脆弱的，易感又易伤，经不起推敲和解释。
还有几点值得推敲的地方，武松杀起西门庆来干脆利落，可杀潘金莲时，生旦净末丑一起登场，显得非常热闹，像是衬托武松不得已杀潘的孤独落寞心境。而且他杀人手法也截然不同，以至连金圣叹这老古董也看不下去了，评道：“嫂嫂胸前衣服，却是叔叔撕开，千载奇闻奇事。”这一点足以让人诟病武松的英雄气。
再拿水浒传和金瓶梅来比较，后者开头部分的很多情节都从前者移植而来的。可以看出，两部书中，武松形象及“复仇”场面微妙的不同。相比之下，水浒传中，武松的报复手段不失光明正大，而金瓶梅中的武松，却是假意要娶潘金莲，诱使她自投虎口。水浒中的武松与金瓶梅里的武松仿佛已经互为镜面，将英雄悲剧心境折射出来。
黑泽明拍过一部《罗生门》，里面的叙述方式颇有意趣。思摸着想，如果也让潘金莲、武松、武大郎、西门庆等人来追述事实，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或许，武松面对潘金莲杀兄这样一桩事实，其结果该如何评判，就像金庸的《雪山飞狐》，最后胡菲的那一刀是砍下来，还是不砍下来，还未确知。其实，我想施的创作理念，就是想把英雄置于这种特定的场合或环境中，从而彰显人物本身的张力，加强其英雄纯粹的质感。
武松杀嫂，从小说的角度讲，这是人物摆脱了眼下的困境，张力暂时消解，情节以此为转折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从武松的人性发展来说，却就此缓缓拉开了其人生长恨歌的一幕。(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