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天，写《情人》的她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西贡，死于巴黎，享年81岁。她离去的那天，巴黎的街头下着小雨，天地如诉，人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她的倾诉与叙说，化作音符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她一生写了４０余部小说、拍了近１０部电影，掷地有声，映之如虹。她去世后，其作品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在中国，《情人》、《广岛》、《琴声如诉》，加上最近《杜拉斯文集》的出版，她文本的风貌豁然开朗。然而，其中一本极特别，书名为《写作》的书（见春风文艺出版社《杜拉斯文集》之十五）引人以思。看来，杜拉斯生前就对自己的读者有所感知，留下的“遗言”（书含几篇评论），可以揭开“杜拉斯之谜”。作为女作家，她的语言音乐，她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诗化的书写：时急时缓，随心所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长久的疑问，好像一张张的纸牌等待各方开启……而最终，她的写作要由她自己来讲述。
这就是“杜拉斯风格”。无论对人、对己均毫无保留，也毫不留情；无论是写小说、做电影、还是搞评论，她一样“苛求”以待，创意倍出。阅读《写作》，读者将重温她的生活、爱情以及孤独。所谓杜拉斯方式，首先，她是在生活中“书写”，而后，在《写作》中“书写”。因此，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都玉璞难辨，要区分书中的杜拉斯和无数个日常的杜拉斯，已无可能。她的写作，正是将生活上升至极限的努力，让人感到在平面的、碎裂的日常事件中，她搅动文字的波澜；它们和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永远地告别了过去，朝向未来，却又彼岸无边，无法抵达，只能存在于读者感觉的深处。
在这样一本书中，杜拉斯始终在向我们谈论“谁是杜拉斯”；然而，即使读完她的小说，再读这本书，她交到读者手中的答案，依然令人忐忑不安，因为，以她的眼光阅读她的写作，谜题犹存……。
在《写作》中，她说：
“写作，那是我生命中惟一存在的事，它让我的生命充满乐趣。我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停止……”１９３４年，杜拉斯发表其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到了翌年，一位作家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天才，敦促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安静的生活》。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她。引人注意的是，１９５０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发表后，她以几乎问鼎龚古尔文学奖的气势，崛起文坛，仅因为她当时的共产主义倾向才被落选。３０岁，她处于战后创作的高峰，与萨特等人成为知识界的明星。但其后，经过波峰过后的低谷，等到她的面容融刻了蛛网般细密的皱纹，她才嬴得世界性的声誉。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她说：
“我在一个洞里，待在她的底部，处于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寂寞中，然后，发现只有写才能拯救你。不为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念头……不在任何东西面前。像一种生动的不加修饰的写作，可怕得无法超越。”没有疑问，这是一位女性作家的独白。写作于她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其中原始的情感，荒芜、空洞，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在那精神底蕴无比深刻的洞穴里，她聆听外界的召唤，而不仅仅是躲避。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创作深植于女性心灵，具有耐心、坚强的意志；１６岁在越南光彩夺目的照片，异域生活的痕迹在作品中难以磨灭；老妪般疲倦的面容，眼睛还凝望着战争的烟云未散：１９３９年，她与诗人罗贝尔·昂特勒姆结婚，他们有过不平静的岁月；１９４２年，巴黎被占领，孩子刚出生就已夭折，丈夫被捕，很多人在流放中死去。昂特勒姆活了下来，密特朗把他从德国集中营领回来，密特朗还将杜拉斯引入抵抗运动，最终参加解放集中营的工作；她那饱尝烟酒的容貌，也像她的名声一样显赫。最终，杜拉斯病倒床榻，这时的她说：“经历过６８年的人都因希望而生病了，所谓希望就是人们对无产阶级这一角色的希望。……然而，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治愈我们一代人的希望之病。”至此，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世界，据说，那是一种“情人”的眼光。她那样地看待世界，没有一天的安全感，她的爱和恨也显得失去了遮拦：
“整整一冬，都属于这种癫狂。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以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如歌般的中板》。”然后就写下：《８０年夏》、《痛苦》、《蓝眼睛黑头发》、《萨凡纳海湾》、《埃米莉·Ｌ》……每一部书，她都等待着形而上的形式感赫然降临，她的绝望，她的执著，寻迹攀升，找到声音的旋律，找到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籍。
否则，她不该在７０岁时写《情人》。惟一的一次青春，要等待近一个世纪的反刍；这样的欲望、爱恨和悲凉，这样的最艳丽的时刻，在异乡、在广岛、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刚刚结束时女人的“颤栗”……
否则，她不该从激进的先锋派，退回到没有派别的语体，也不可能创下“杜拉斯语体”。
她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我恰好有几分天才……”、“我是一个桀骜不驯，标新立异的作家……写作激发了野性”、“一本书，那是未知世界，是黑夜，是封闭，……可是，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无边界的写作写《情人》的她，打开过无数道门。
她打开生活之门，那是在越南，３月的一天，她只有１６岁；她打开写作的门，选择出走，似乎无声无息。她来到法国读书，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还有了一份工作；然后，生活急剧变化；她重新打开写作之门———
杜拉斯的写作成为了一种“意外”。她成为一个无法归类的作家———女作家，就连她的小说，也很难说是小说，情节简单，好像肢体拆散了、再重新编织。她在追求一种破碎的完整。
她的一部分作品，晦涩难懂，甚至让人“无法接受，疯狂得让人无法接受”，而她确信：“文字有时能解救，能释放、再现潜伏在我们体内的疯狂，让我们在这无情的世界和摧毁一切的时光感通中得到安慰。”她坚持这样的写作原则，“写出了艰涩的，但是催人泪下的小说。”她的写作最终征服了评论家。他们发现她在无意之中说出了真理，这是她的天赋。于是，他们读出了作品的诗意，而那些颠来倒去的句子，被认为更接近人们内心的声音。
为此，杜拉斯称自己是诗人。的确，她的小说、电影更接近诗意的表现。于是，人们说，“她的小说要体现的恰恰是一种狂热的乐观主义。”她选择写诗化小说，相对于通俗作品而言，这样的小说打破讲故事的老套子，打散了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甚至政论文的边界，呈现一种“无疆界”的写作，但在艺术上，却永远地与报告文学相对峙。
她说，写作就是拼写和意义。精通技艺的作家，遣词造句会有特别的铿锵声，人们说，读她的书，看她的电影，需要的是耳朵，而非眼睛。但是如果读者循着她的语言进入了神奇之境，最终发现，写作离不开技艺，因此也离不开作家的气质。比如，她说：这世界，最坏的是没有爱，而她认为那是不存在的。她这样看待世间的人物、事件，仿佛是瞬间的领悟。她的语言因此简洁、神奇、准确，好像追求一粒子弹击中靶心。
写广岛，写德国的犹太人，写支那人，当然也写法兰西人，杜拉斯是属于世界的。
一个能驾驭文字的作家，是一位职业作家；一个能探索人类奥秘的作家，一定会写下传世之作；一种恰巧是这样的女作家笔下诞生的文体，如此清晰，鲜明，吸引人，也诱人“模仿”，在她的身后，有些人自称是她语言的信徒，以“杜拉斯”的方式“说话”。
也许，有些读者很欣赏杜拉斯，内在感通，成为知音；也许，有些读者很烦杜拉斯，觉得她的写作混乱，自闭；有很多的女作家也写性，暴力，虐待，欲望……
她们写了，但是让人失望；她写了，却让人感动，但是流不出眼泪。
她敞开了最重要的一道门，思想之门。她的写作，其实为了表达她对世界的见解，虽然对此她忌讳如深，也曾一再否定，她与任何思想、主义有何瓜葛，但是，在《写作》中，她坦言：
“当有人问我政治是怎么样的，我回答说是争夺市场的政治。几乎第一次，我感到科学的进步是与全人类的智力退化相应的。人们想知道的越多，了解的就越少。他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东欧剧变是必要的，那表明人们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人以为民主社会主义适合于任何问题，而结果恰恰相反。”当记者问她，您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吗？她回答道：“如果一个人不是政治家，那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有了电视、ＶＣＤ，她如何看待读书？她说，“人们一直在读书，不管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书。而阅读面也越来越广泛，很快阅读就将成为人们惟一的寄托。”对于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她总有着独到的见解，她的意见被认为“非常重要”；历史学家、传记学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有创造性的重要人物。
人们不该忘记，作为一位女性，玛格丽特·杜拉斯参与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要事件，而她的作品，是她所处时代的产物——是与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介入分不开的，因此，作为社会的一员，她那么痛苦，那么迷狂。
杜拉斯在《写作》中还在不停地诉说，关乎男人、女人，最多的还是爱情。有关这个词，她写入书中的内容，应摆放在外太空的书架上（假如那里有一间人类的图书馆），因为，这样的激情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消失殆尽。她倾其一生，爱已说尽，只是那样的声音，语气犹在耳边，正如最后一本书名，叫《就这么多》。
读《写作》，人们会发现，杜拉斯的思维方式接近东方的禅宗，而非推理、逻辑；她的散文写作接近哲学，而非历史；她精通诗学而不仅仅写下诗歌；她善于在生活的阴影里观察生活的亮度，其艺术手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并非现实主义的写作，却达到“现实”无法与之相比的强烈与真实。
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人们对她的敬意将与日月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