惋惜――迟到的少女
18岁的少女小云，在他院检查发现妊娠9周，建议人工流产，每月200元的零花钱远远不够。她到处筹措手术费，却不敢求助家长和学校老师，可同学、朋友和她一样只有零花钱。终于两月后，以为筹够了钱的她来到医院，却被告知已错过了人工流产的时机，必须住院引产。面对更高的住院引产费用，小云再次露出为难和迷茫的神情，陷入了绝望！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少女意外怀孕求助热线”（以下简称“热线”），热线志愿者在惋惜之余，帮她施行了引产手术。
“热线”负责人告诉我们，在救助的220余名少女中大约有40位遭遇了小云一样的情况，让人深感痛惜：她们通常很早就发现自己怀孕，因为担心父母的责骂，学校的处分，只能私下四处筹钱，等到前来医院手术时，往往发现时间延误太久，以致超出过了人流时机，只得采取引产手术，频频增加了本可避免的更大痛楚。
更可悲的是：少数女孩浪费了更多的宝贵的时间，瞒着家人学校，偷偷去四处筹款无果，最后寻到“热线”，可由于胎儿过大，根据有关规定，医院已无法施行引产手术了！仅据411医院2006年5月数据，这样的悲剧少女就有8名之多，她们蹒跚离开医院的年轻背影揪着现场每个医务人员的心！“她们去向何处，我们一无所知！”
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的习俗让这些早孕少女背上了巨大的心理包袱，这些因素的总和造成了早孕女孩宁愿求助他人，而不愿告知亲人本末倒置的错误做法，她们往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将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但又何尝不是家庭、社会的伤痛呢？
失位――被动缺失的长辈们
在411医院的少女门诊，几乎所有的早孕少女都是由同学、男友陪同前来，极少有家人、老师陪同在侧。张主任坦言，这种“监护人空白”的现象并不在少数。所谓“监护人空白”指的是，前来咨询、救助的早孕少女大都隐瞒着学校、家长，不少少女已经做了两次甚至多次人流，而家长和学校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在热线救助的少女中，有28%的少女来自单亲或者不和谐的家庭，她们表示平时很少能感觉到家庭的温暖；52%的少女认为，平时父母只关心学习，很少有生活情感上的交流。而一旦发生意外，86%的少女会主动向同学或好友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同龄人寻求安慰和帮助；只有5%的少女会告诉老师；3%会求助父母！
为了避免家长、师长的知情，许多少女宁愿跑去非法小诊所就诊，更有甚者，为了躲避医生的询问，她们不惜随意编造年龄来隐瞒自己未成年的事实或找其他成人冒充监护人。
诚然，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文明，我们对待许多事情已经越来越宽容。但即便如此，对于那些早孕少女而言，来自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仍然无法让她们坦然面对，尤其不少家庭本身缺乏和子女的沟通和交流，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这些少女的选择了。
对于早孕少女这种选择，我们不能像驼鸟般将头埋在沙土中！我们有责任反思，为什么作为孩子最亲密的家人和师长无法让孩子真正地敞开心扉求助？为什么本该是监护人的家长、学校出现了被动性的“职责空白和缺失”？而从少女的角度而言，为何宁愿去求助陌生的“热线”而不愿意告诉自己的亲人和师长？这都是值得全体社会共同来思考和反省。
&相关链接：荷兰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荷兰避孕联合会主席Van Lunsen教授称：荷兰的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非常完善。其实荷兰的家长和全世界的家长都一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早开始性生活。但是现在的孩子有自己的决定权，因此他们为这些青少年提供避孕的方式和方法是必要的。在任何地方，只要她需要避孕，都可得到有效的避孕工具，而且有相应的人员为他们讲解避孕知识。另外，在荷兰能够成功避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会女孩子如何与男朋友进行沟通的技巧，这样就可以避免意外妊娠的发生。
Van Lunsen教授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他是5个女孩的父亲，在荷兰家庭的卫生间里，可以一面放妈妈的口服避孕药，另一面放女儿的避孕药，这样母女俩可以相互提醒。他认为性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对快速成长的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告诉他们不同的避孕工具和使用技巧等，这不只是一个预防意外妊娠的问题，还是预防HIV等性传播疾病的问题。